宋仁宗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8年），河北肥乡县田赋不公平的程度，已达到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民怨沸腾，群情激愤，已经严重影响了肥乡县社会秩序的稳定。当时肥乡县贫富两极分化十化明显，官僚、豪强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手中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却隐田隐丁，逃避税赋；贫苦百姓手中的土地被蚕食殆尽，却要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县衙登记的田赋征税底册上，土地分配数据已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因此，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冲冲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
有神童之称的郭谘，是赵州平棘人。郭谘聪慧过人，经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先后任参军，中牟县主簿，大理寺丞，济阴知县等职。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具体做法是，每年9月开始，由县衙派人四出丈量土地，清括隐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面积约当41顷66亩160方步为一方田。方田四角，立土峰以为志。然后参酌土壤色泽、厚薄和肥瘠划为五等，分等确定税负。到第二年3月，将丈量结果和所定税负张榜示众，如无异论即付之实施。从以上的具体做法可以看出，方田均税实际上是一种整理、核实计税依据的地籍制度，它为我国后代进行土地清丈开创了先例。实施方田均税的效果是，纠正无租之地，使良田税重，瘠田税轻。除可供种植农作物生产用的田地以外，其他荒地都不征税。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
郭谘与孙琳在肥乡县实行方田均税大获成功，轰动朝野，宋仁宗闻奏龙颜大悦。谏官王素审时度势，趁机向宋仁宗建议均天下田赋。宋仁宗征询宠臣翰林学士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说：郭谘与孙琳在肥乡实行的方田法，简单易行，建议把这件事交由郭谘孙琳承办吧。宋仁宗准奏，责成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牵头负责此事。三司经过商议，一致同意欧阳修的意见，认为郭谘孙琳采取方田均税的办法切实可行，效果显著，遂议定让郭谘孙琳负责推行方田均税法。并议定先在亳、寿、汝、蔡四州推行，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朝廷派遣郭谘与孙琳先往蔡州。为了推行好方田均税法，郭谘总结了肥乡县的实践经验，重新制定采取了四十条措施，使蔡州的方田均税得以顺利实施。仅上蔡一县，就查出隐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把郭谘的方田法加以补充作为一项主要的改革内容予以大力推行，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试行。共清丈田亩2484349顷，占当时耕地面积的54％。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限制了土地兼并，为国家财政增加了大批税收。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消除了隐田逃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但由于方田均税法触动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即得利益，在实行的过程中多次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最终未能撼动当时强大的利益集团，引发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官僚不择手段的阻扰。元丰八年，处在即得利益集团顶层的皇帝下令停止方田均税法。最终于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完全废除。已清丈的田地数据全部归零仍照旧法纳税，宋代的税收史在这里打了个回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