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姓杨，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中等偏高的个头，稍黑的国字脸，厚厚的嘴唇微微外翻，声如洪钟，是那种容易给人留下大大咧咧的印象的人。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管理比较松散，我们班里是出了名的混乱，政治课程内容又比较空洞，很难吸引学生，前任老师待不下去，杨老师便出现在了我们的学习生活里。
也许由于对新老师不太了解，或者看到他的粗粗壮壮的块头，杨老师一出现在讲台上，教室里鸦雀无声。不到两天时间，教室里又恢复了从前那种各行其是的热闹景象。但后来杨老师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不过不是因为他出众的块头。
那段时间我不知为什么迷上了钢笔书法，每天一上课就不自禁地在一本废书上写来划去，不觉中把老师讲课的事抛到脑后。一次，杨老师给同学们讲适当做笔记的必要性，然后就提了我的名字说：“我看某同学就不错，做笔记一直很认真。”当时我正练得出神入化，全然不知杨老师在拿我作榜样，等回过神，有的同学已忍俊不禁地偷偷笑了起来。我以为杨老师在提问我，茫茫然站立起来。杨老师笑容可掬地向我示意——“请坐请坐”。
我明白杨老师是知道我在做其它的事情的，但他当时一本正经的样子全然不是想开我的玩笑或者出于责备。我感到无地自容，但也从此养成了做课堂笔记的习惯。这样的事情常发生在同学们的身上，杨老师从来都像浑然不觉，一种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自信的样子。
杨老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但是黑板上的要点却记得一条一理，工工整整，让不少同学叹服。他一上课便像评书演员进入了角色，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原本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常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班里的学习气氛空前地浓厚起来，包括那些趁老师板书的时间从教室后门偷偷跑出去打篮球的同学们，也不再溜号了。
那次期中考试，我的政治成绩在全班竟然排在第一名，无形中我成了杨老师引导同学们好好学习和回答提问的杀手锏。有次提问，杨老师点了几个同学回答，但他感觉都不满意，最后点了我的名。其实我早就乱了阵角，因为我对于提问的问题心里也没有底，而且也意识到杨老师这样一直问下去终究会轮到我的。慌乱中我几乎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回答了这个一点把握也没有的问题。
杨老师虽然对我们的回答给予肯定，但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张旗鼓地表扬，淡淡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便放了下来。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多次在教材中翻找，但是没有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此事常常让我感到惭愧，总觉得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没有办法，我只有加倍努力学习补上这个缺口。
不久后的班级师生联谊会上，爱钻牛角尖的同学突然问那个问题应该怎么答，杨老师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同学们一头雾水。后来我才明白，可能杨老师用这种办法提醒我们，不要因小小的进步而骄傲吧。
也许是因为遇到过杨老师，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对让许多同学挠头的政治课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历次的考试也过关斩将，高分通过，甚至对新闻时事等也颇感兴趣。
参加工作后的地方离家很远，一次回家后因事到母校，忽然想起了杨老师，想顺着那条熟悉但又变得陌生的校园路去他曾待过的办公室，却沉思良久没有去。学生时代已经过去很久，教过我的老师也难计其数，但随着时间的流转，为数不多的人中就有杨老师沉积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因为后来的生活让我懂得，对于学生，能够学好一门功课，很大程度上往往因为欣赏教这门功课的老师；就老师而言，比教知识更高层次的是教学生如何待人、做人，并能从人性及品质上影响和改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