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当初马谡在诸葛亮面前夸下海口：“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诸葛亮说，你不要轻敌。马谡说，我愿立军令状，于是诸葛亮便对他深信不疑了，哪知道后来这位“牛哄哄”的马谡先生领军到了街亭，看了地势，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于是不听左右劝阻，就于侧面山上安营扎寨，以为此举当令街亭“固若金汤”。结果魏兵蜂拥而至，把他围得铁桶也似，断其汲水之道，其兵自乱。街亭失守以后，马谡自缚跪于孔明面前，窃以为诸葛先生定会为这番“负荆请罪”的诚意所感动，哪知道这老诸心如铁石，一点不为所动，把他臭骂一顿不说，还“叱左右推出斩之”；马谡看大势已去，泣曰：“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老诸听了觉得啰啰嗦嗦的很不耐烦：“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于是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前。至此，诸葛先生辉煌的里程碑上便有了个抹不去的污点——失街亭的败绩。
我以为这件事情在惩罚马谡的时候，诸葛先生应该惩罚一下自己，因为这个黑锅不能让一个人背了。“先帝”刘玄德在很久以前就告诫过老诸，说马谡这个人牛哄哄的“言过其实”不堪大用，你不要把他放到重要岗位上去了，但老诸不听，还是认为小马不错，乃“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是一代将才，最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结局，才悔之晚矣。我们现在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某公走上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岗位，群众看了尽皆嗤鼻，背后议曰：“这个人？竟然叫他来坐这样的位子，不知道是咋想的！”我们当然不知道委他以重任的领导是啥想法，我们只知道该领导百分之百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就像诸葛亮喜欢马谡一样。该“年轻人”如果犯了错，领导则会不以为意：“年轻人嘛，犯点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但他没有考虑这些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些错是秉性难改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积极工作热情过度的偶然失误，及至该“年轻人”最后在部门里丢下一副烂摊子，去了法院，进了监狱，我们便在大会小会上再也听不见喜欢该“年轻人”的某领导提到他了。我们常常说，反对任人唯亲，不要搞裙带关系，但这句话要把它落到实处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人是感情动物，人看任何事物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上尤其如此，但把国家财产、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你这样的感情基础上，是不是也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我以为有些领导在提拔任用下级的时候，受感情因素的蒙蔽，这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不能透过私人感情的藩篱看清对方，他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然而有些领导却不然，他是有意而为之，他慷国家之慨，利用手中职权为亲戚朋友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会认真去考察被提拔者的才能，反正部门是国家的，反正他犯了错误又不要我来负责，他想干就让他干呗！这样的领导我认为和犯罪有什么区别？他的想法和有些跑官卖官者又有什么区别？几年前，我就见过这样一件事：为某领导开车的司机，有一天他离开了熟悉的小车，居然到安全监察室去上班了；要知道这监察室可是监察铁路安全的，该小车司机不要说搞安全检查了，他连大点的汽车都没开过，岂能监察庞大的火车？！我想他是怎样到的安全监察室这是不用分析的，这位提拔他的领导可真是任人唯亲到家了。这样的“提拔重用”现象恐怕在许多机构中都存在，这决不是个别现象。这样的“提拔重用”所造成的后果不会危及到他个人分毫，最多说他个“用人不当”了事，我以为，官场中的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还不能划归到“用人不当”的范围，这应当算是一种官场腐败现象了，这和想当年诸葛孔明失街亭的败绩是有本质区别的。据另有书上评说，马谡是诸葛亮的亲戚（我忘了是什么书上记载的了），如果诸葛亮确因亲戚关系而如此重用马谡，那么，诸葛亮所犯的还不能叫用人不当的失误，他这应当算是对蜀国的犯罪行为了，因为他把国家利益、刘皇叔的重托以及千万士兵的生命拿来开了个“国际”大玩笑。我们现在有些“官们”不就是把党的事业、国家的财产、人民群众的利益拿来开这样的“玩笑”么？
用人不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用也不当。有人会问：用了不当，不用怎会也不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我想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不会忘了他，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人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据《资治通鉴》记载，商鞅就差一点被“用人不当”淘汰出局。原文是这样的：“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卫鞅者，也就是后来的商鞅了。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如果当初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话，或任用卫鞅、或杀了卫鞅，也不至于让这样的人才跑到秦国去了，中国那一段历史恐怕都将重写了，秦朝也许不复存在，而是魏朝或别的什么朝取而代之了。又要重提上面的话，人看问题总是要受到感情因素的束缚，如果卫鞅是魏惠王的亲戚，或他从没“事魏相公叔痤”而是“事魏惠王以为臣”，那么将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可见，不用不当也和用人不当是一样的，错失一个旷世奇才也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所以，任人唯贤还需抛开私人的感情成见，有才者大都恃才傲物，大都不讨人喜欢，要启用这样的人就往往需要“官们”胸襟开阔、以国家利益为重。当然，这样豁达开明的“官”怕打着灯笼火把也不太好找啊！

2008年4月13日